一群为理想而战的疯子 奇瑞的血泪创业史

　　一群为理想而战的疯子

　　曾经有一位机械工业部的老部长在北京长安街上数汽车，发现街上跑的轿车95%以上是外资品牌。民族汽车败落如此，老部长痛心疾首。

　　多年后的今天，记者在安徽芜湖，也无数次地为中国汽车心潮难平，然而记者心中充满的是感动，为一个叫奇瑞的公司。没想到在“铁桶一般、完全不可能”的条件下，竟然还有这样一群疯狂的、不服输的中国人，以“不成功就跳长江”的必死决心，顶着强大的外资压力将一个崭新的民族汽车品牌，顽强地扛了起来!

　　只为了实现一个梦想。他们抛妻别子，只身从四面八方来到芜湖。甚至许多造了一辈子汽车却硬是没造出过一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轿车的老工程师们，六七十岁了还离别老伴来到安徽，加入年轻人的队伍，吃苦受累从零干起。“只有造出自己的轿车，人生才能画上句号……”

　　“整个奇瑞的历史是一部让人流泪的历史。”奇瑞一位年轻的司机告诉记者。他说央视来采访时，董事长尹同耀说过一句话至今让人震憾：“奇瑞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关键”到了什么时刻?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已沦为外国品牌全球战略在中国的一枚棋子。中国人出钱出人出市场，外国人出技术出品牌，合资双方各占 50%。事实上，外国人一箭双雕，他们用中国人的钱做自己的品牌赚中国人的钱，同时又牢牢扼制住了中国民族汽车产业发展的咽喉。他们并不向中国人传授核心技术，甚至中国人连改动一下车门拉手、加一个螺帽的权力都没有。外国人一旦拆资，留给中国人的等于一片空白。

　　中国汽车已到了不能自主、沦为外国人加工车间的悲惨时刻。中国汽车再也没有退路。

　　1997年，“不服输”的奇瑞开始了“孤独的战斗”。

　　一些心中有梦想的汽车人涌向了芜湖。年轻人、老年人来了，有的从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来，有的从日本来。2000年，这位大学里学汽车制造的年轻人听说芜湖有一家叫奇瑞的公司正在努力造中国人自主品牌的轿车时，毅然放弃了深圳三四千的收入来到奇瑞，甘愿拿只够吃饭的600元月薪，当一名司机。他想和其他人一起战斗!

　　谈至此，记者看见这位年轻司机的眼眶里，已满是泪水。

　　就是这一群“为理想而战的疯子”，从一个到两个，到八个，到五十个，到数百个数千个人，为“造中国人自己的好车”聚集到了一起，重新点燃了希望。他们 “谋于陋室，成于荒滩”，在寒风呼啸四壁漏风的“小草房”中迈开了第一步。干部们是“715干部”，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个小时，研发人员、工人们甚至半年只休息过春节一天……

　　然后仅仅五年，奇瑞成了中国的骄傲。

　　今天，奇瑞已经出口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汽车出口量70%以上，所到之处华侨们总是万分激动。国外的车展上，奇瑞的东方之子更是被外商们摆在奔驰、奥迪同一个展厅。这一切都是合资品牌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2005年，董事长尹同耀以其杰出贡献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6年奇瑞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第11位，成为中国所有合资非合资汽车企业中唯一一家进入此排行榜前25位的企业。2006年奇瑞各款车销售30.5万辆，紧随上海通用、南北两个大众之后，稳居中国乘用车四强。

　　2007年3月，奇瑞的月销量跃居行业第一。7月4日，与美国戴勒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签定协议，奇瑞以其优秀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为克莱斯勒代工小型车——奇瑞再次改写历史：过去是外国人掌握核心技术，今天是中国人!

　　奇瑞无疑已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中国汽车产业不甘沉沦、自主自强的精神符号。

　　“干不成，我跳长江！”

　　当尹同耀还在长江边的一所中学上学时——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和德国大众谈判是否能引入一条轿车生产线。很快，少年尹同耀背着行囊从安徽巢湖出发去省会，成了合肥某高校汽车制造专业的学生。毕业时，德国大众与长春一汽的合资公司也成立了，他成为了其中的一员。12年后的1996年，当他离开合资公司时，已经是一汽“十佳杰出青年”，并以总装车间主任的身份主持生产了中国第一辆奥迪车。

　　那时，在中国市场上，自主品牌轿车还难得一见。

　　尹同耀离开一汽，直接去了安徽芜湖，在那里芜湖副市长詹夏来正等待着他去主持一个汽车项目。奇瑞就这样，从尹同耀风尘仆仆的行程开始了。

　　芜湖地方政府想干汽车由来已久。在1992~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芜湖一家村办工厂一年敲敲打打几百台车，就是上亿的产值，这引发了芜湖政府干汽车的决定。年轻的副市长詹夏来敢想敢干，1995年初前脚跑到英国与威尔士一家中间商谈定了一条年产30万台发动机的二手福特生产线，后脚就来到长春一汽参观考察。其实考察是虚，挖人是实。

　　这一挖，挖到了安徽老乡尹同耀。

　　詹说：“总是为外国人做事没有出息。你来，我们做中国人自己的车。”就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尹同耀。没有人比他对这句话体会更深刻了。在外方占品牌和技术主导地位的合资厂干了十多年，外国人瞧不起中国汽车工业颐指气使的态度历历在目。更主要的是，外国人赚够了中国人的钱，却并不在技术上帮助中国，这致使民族汽车产业前景黯淡。

　　多年来尹同耀一直自嘲身处“伪军阵营”，胸中的抱负不言而喻。但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造再多再好的车，心里也痛快不起来。有一种灰暗有一种忧郁一直藏在心底，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期待不能被满足，而形成的一种压抑。

　　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方法，在于改变对待命运的态度。尹同耀不想再压抑自己，他要让自己的整个能量释放出来，释放在中国的阳光下。他终于下定决心迎接命运的挑战。他抛妻别子，与几个事先谈定的志同道合的同事，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辞职，到芜湖去，“做中国人自己的车!”

　　八个人来到需要从零开始的地方，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惊呆了：除了农田荒滩乱草和几间破败的茅屋，什么都没有!一群人仿佛坠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洪荒中，创业艰难可想而知。“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迈出了第一步。租了农民的旧房子做办公室，开始做技术规划，画图，然后一点点招人，搞培训。”面对过去，尹同耀已经很淡定，仿佛说着别人的事。“起步时太艰难了，没钱，没人，没技术，一切都从无到有，连饭都是自己做。有时真觉得，这是不是开玩笑啊?!”

　　但梦想在前面，就不会退缩。“最重要的是要有初恋般的激情，在我们企业，这叫‘不服输’!”从那时起，奇瑞人什么都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就已深入了组织的基因。而这种冒险精神，正是促使人们进步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一切都悄无声息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时花2980万美元买来的二手发动机生产线，8000多吨重的设备已运到了芜湖港。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又没有够大的仓库，他们就一边将设备拆成8部分存放在芜湖市的8个仓库里，20个人轮番除锈涂油养护，另一边则加紧建厂。

　　1997年3月，奇瑞公司的前身安徽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汽车项目要成功，发动机生产线更是要尽快运转起来。因为如果发动机生产线安装停滞不前，在潮湿的长江边，设备就会渐渐锈成8000吨废铁!而买这些设备的钱，是贫穷的安徽省“砸锅卖铁的钱，是农村老太太卖鸡蛋的钱”!面对这笔钱，尹同耀对负责发动机的冯武堂说：“如果建厂失败，你就跳进35米深的基坑，把自己埋在里面吧。”

　　置之死地而后生。基坑上的第一根柱子很快立起来了，工程进度加快。办公桌不够用了，他们就用设备包装板搭成许多简易办公桌，书记市长领着大家围着木板桌在四壁漏风的小草房内召开一项又一项重要会议。没钱，不敢去买空调，冬天技术人员的手冻得连画图的笔都拿不稳……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机器仍在日夜轰鸣，工地一天天艰难扩大，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厂房骨架渐渐有了雏形。就在这时，尹同耀也渐渐开始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不满意了。

　　原来，为了整个设备安装调试成功，中英双方达成了“交钥匙工程”的协议，由外国人把生产线拆下来，运过来后再装上，调试好再移交给中方。然而中国人渐渐发现这些外国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能干，而且他们慢慢悠悠地上午一杯咖啡，下午一杯咖啡，中午晒晒太阳，晚上跳舞唱歌。中国人耗不起时间，心如火燎地说我们一块干吧。外国人说你们不能干，干了我们不负责任。再后来发现他们是故意拖延时间想让中国人多加钱。

　　实在不行了，再耗下去整个项目都非常危险。然后，尹同耀与市里主要领导开了三个晚上的会，没人敢做决定，“离开外国人行吗”?

　　1998年11月26日，又一个晚上，熟悉技术情况的尹同耀咬咬牙说：“我来承担责任吧。让外国人走，我们自己干。”詹夏来面无表情，两眼盯着他：“干不成怎么办?”尹同耀将心一横：“干不成，我跳长江!”